隆冬之时，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。

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，天下已经很熟悉了。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。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，则自秦王十三年开始，嬴政的出行与巡狩总共八次，一统之前的秦王出行视政三次，一统之后的皇帝巡狩五次。大要排列如下：

秦王十三年（公元前234年），时年嬴政二十六岁，第一次东出视政到河外三川郡。其时，桓碕大胜赵军于河东郡，歼赵军十万，杀赵将扈辄。嬴政赶赴大河之南，主要是会商部署对三晋进一步施压。就秦之战略而言，秦王这次出行，实际是灭六国大战的前奏。

秦王十九年（公元前228年），时年嬴政三十二岁。其时，王翦大军灭赵。嬴政第二次东出赶赴邯郸，后从太原、上郡归秦。这次出行两件大事：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并重游童年故地，二则会商灭燕大计。

秦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224年），时年嬴政三十六岁。其时，王翦大军灭楚。嬴政第三次东出，经过陈城，赶赴郢都，并巡视江南楚地，会商议决进军闽越岭南大事。

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，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。

巡狩者何？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云：“天子适诸侯日巡狩。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就形式而言，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，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，夏商周三代尤成定制。《尚书·尧典》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、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国语·鲁语》等文献，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。大要言之，在以征伐、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，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、会盟诸侯、督导政事、祭祀神明。然从实际方面看，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，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：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，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，三则游历形胜之地。就其行止特征而言，一则以舒适平稳，一则以路途短时间短，一则以轻松游览。真正地跋涉艰险，将巡狩当做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，且连续长时间长距离地大巡狩，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。

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，始皇帝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20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岁。这次是出巡陇西、北地两郡，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，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。这次出巡的路线是：咸阳——陈仓——上邦——临洮——北地——返经鸡头山——经回中宫入咸阳。这次路程不长，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，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，其艰难险阻自不待言。

第二次大巡狩，在始皇帝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一岁。

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——河外——峄山——泰山——琅邪——彭城——湘山——衡山——长江——安陆——南郡——入武关归秦。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，大体是初春出初冬归，堪堪一年。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，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，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。是故，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：其一，峄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；其二，泰山祭天封禅，梁父刻石，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，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；其三，登之罘山，刻石宣教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；其四，作琅邪台并刻石，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。

列位看官留意，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，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。譬如峄山刻石文、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《史记》，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，绝不会有意疏漏，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，或被掩盖隐藏，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。唯其弥足珍贵，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①，以窥帝国风貌——

琅邪台刻石文之后，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：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“海上”会商，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，尚能刻石为纪，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，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，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。于是，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。

列位看官留意，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，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。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，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：其一是“器械一量”一句。所谓器械，衣甲兵器也；所谓一量，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。这一事实是说，秦在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，还有一个统一，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。在诸多史家（包括军事史、兵器史等专史）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，因为，历代兵书中，只有宋代编定的《武经总要》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。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，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，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、重量、形制同一的箭镞，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。事实上，琅邪台刻石文中的“器械一量”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。而且，刻文中将“器械一量”与“同书文字”并列，可见其重要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·正义》对此条的解释是：“内成曰器，甲胄兜鍪之属。外成曰械，戈矛弓戟之属。一量者，同度量也。”所指意涵非常明确。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。其二是“六亲相保，终无贼寇。”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，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。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：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“六亲相保”，其实际效果则是“终无贼寇”。也就是说，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，通过相互举发犯罪，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，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。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，没有人犯罪了，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。因为这一实际效果，秦统一中国之后，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，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。自秦之后，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，应该说，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，尤其在战时社会。

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，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，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：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有仙人居之，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。从一个方面说，始皇帝亲临大海，眼见其壮阔辽远，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，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，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，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。从另一方面说，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，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；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，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，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。

第三次大巡狩，在始皇帝二十九年（公元前218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二岁。

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——三川郡（在阳武博浪沙遇刺）——胶东郡——之罘山——琅邪台——返经恒山——经上党——西渡河入秦。从时间看，是仲春（二月）出发，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，也是堪堪一年。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，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。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，登临之罘山，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，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，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。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：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，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，结果误中副车，刺杀未遂。但在当时，罪犯逃匿了，真相一直不明。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，也没有缉拿到罪犯。

也就是说，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，案件当时并未告破。

为此，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，将帝国君臣从“天下和平”、“靡不清静”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。时隔年余，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，夜行兰池宫外，又遭数名刺客突袭。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，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。博浪沙大谋杀事件，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，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此后，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，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——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，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，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（始皇帝三十四年）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。从大巡狩而言，博浪沙大谋杀事件，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——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，转变为巡边、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。这一转变，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。

第四次大巡狩，在始皇帝三十二年（公元前215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五岁。

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——经旧赵之地——入旧燕之地——辽西郡——碣石——返回再经燕赵旧地——经上郡进入边地——巡视北边——南下归秦。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，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，主要大事是：碣石宣教新政，督导迟滞工程（坏城郭，决川防），部署求仙事，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。若将史料残留的“点”联结起来，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，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——这次大巡狩，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。这个内外战略是：对外大举反击匈奴，对内大举镇压复辟。这两个大战略，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：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，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。

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：“始皇巡北边，从上郡入。”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，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。就事实说，匈奴长期为患北边，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，连紧靠大河的“河南地”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。要一举占据河南地，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，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，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；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，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。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，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，诸方协同尤其要紧。事实上，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，嬴政皇帝与蒙恬、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，最终议决：来年大举反击匈奴，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。第二年的事实进展，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。

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，立即便可明白：所谓东游碣石，所谓部署求仙，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。用今日语言说，是造势以惑人。惑谁？自然是惑匈奴，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。唯其惑人，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，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，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：第一次，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，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——羡门古仙、高誓古仙；第二次，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，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、侯公、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，求仙人不死之药。

之后，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。

百年之后的司马迁，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。此足以说明，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，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，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，却一无所知。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，而是因为没有依据。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。